吴国桢与周恩来，二者均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吴国桢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方，历任汉口、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及“台湾省主席”等多项要职。而周恩来则在留法期间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协助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最终助力革命取得胜利，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们自小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成年后在政坛上却成了对手，他们关系的变迁颇具传奇色彩与戏剧性。尽管有关他们交往历史的文献众多，但大多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所引用的资料也多以传闻与未经证实的说法为主。
本研究基于吴国桢所公开及未公开的回忆录等一手资料，旨在刻画出吴国桢眼中的周恩来形象，并深入揭示两人之间跨越数十年的深厚友谊及其共同经历的艰难困苦。
吴国桢，曾任上海市长。
同窗好友
吴国桢，字称峙之，出生于1903年10月21日，其祖籍可追溯至湖北建始。而周恩来，字翔宇，则是在1898年3月5日的江苏淮安迎来了他人生的曙光。命运的巧妙安排，使得两位少年有幸跻身于天津南开中学的行列，这所由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享誉国内的知名学府。
1914年夏季，吴国桢踏入校园的门槛，彼时他年仅十一岁，成为了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因此，他赢得了“小吴”这一亲切的昵称，并被安排在己一班就读。周恩来则隶属丁二班，比吴国桢早一年踏入了这所学府。虽非同窗之谊，且年岁相差五载，吴国桢与周恩来却逐渐结下了深厚无比的友情。事实上，在这独特的圈子里，还活跃着一位名叫李福景的同窗。他性情温良，成绩优异，年龄恰到好处，居于吴与周之间。吴国桢回忆说：“在那至少两年的时光里，我们三人不仅共享了无数闲暇时光，而且在心灵深处相互交流了思想和青春的梦想”，“我们三人在对宇宙诸多事物的看法上总能达成共识”，以至于周围的人常常把我们比作“三剑客”。而我们也不自觉地模仿了《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传奇故事。共同的认知源于根植于同一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根基，这三个孩子均深受儒家教义之深刻熏陶。在吴氏看来，周恩来当时被视作一位不折不扣的孔子信徒，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人物日后竟会彻底转变为一位共产主义者。
身为《敬业》杂志的总编，周恩来在1916年10月的《敬业》第五期中，确实选登了吴国桢的部分日记，并对之附以详尽的按语。
周恩来堪称一位卓越的学子，他在中文学科的学业成绩始终名列班级前茅。他曾投身于演讲比赛，却并未显露过人的口才，其声音过于尖锐，最终仅以第五名的成绩作罢。尽管如此，他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在南开大学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社团——“敬业乐群会”。对我尤其钟爱，我那时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因此他在社团内部特别设立了童子部，并亲自任命我为部长。自那以来，我养成了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他则频繁地翻阅，对我日记中的内容尤为关注，甚至将这些精彩片段在社团的月刊上进行了刊登。他无疑是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明星，活跃于学校的话剧社团之中。他面容清俊，嗓音清脆，每次排演戏剧，他总是毫无悬念地被指定担任女主角的角色。他盛情邀请我加入剧社，但我知道自己的演技并不出色，似乎难以寻觅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然而，他巧妙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夫人的贴身小厮的角色，这一角色几乎无需过多表演。她堪称一位卓越的女演员，每年南开都会上演一部戏剧，该戏亦向公众开放。她精湛的演技常常吸引众多崇拜者，纷纷寄来充满热情的信件。
经过对史料的严谨考究，吴氏的观点已被证实具有高度可靠性。在求学的岁月里，周恩来同学的作文多次获得老师的极高赞誉，其作品常被标注“传观”二字供全班同学学习借鉴，而他在国文方面的奖项亦不少于四次，其中便有丁二班的国文传观二等奖。1914年12月三年二班国文默写最佳（1916年5月）全校国文会考第一。（1916年5月）国文考试第一。（1917年6月）。
周亦热衷投身于各种课外活动。在1916年10月初举行的一次校内演讲大赛中，他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第五名的佳绩。位居其前的四位佼佼者分别是郑道儒、马骏、段茂澜与孔繁矞。至于“敬业乐群会”，该组织是由周恩来与二十余位同学携手发起，并于1914年3月正式宣告成立。张瑞峰担任了首任会长，常策欧则担任副会长，周恩来则担纲智育部长的重任。此后，他陆续担任了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并荣任《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5年盛夏，童子部正式宣告成立，迎来了十五岁以下的低年级学生踊跃加入。周恩来同志肩负起该部的指导重任，李福景先生荣任部长之职，吴国桢先生亦担纲要职。
周恩来南开中学时。
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剧团中扮演着中流砥柱的角色，他不仅全身心投入于剧本创作、导演及舞台布景的策划，更亲自登台献艺，参演了多部创新剧目。随后，他赢得了“革命话剧先驱”的美誉，这一赞誉由著名剧作家曹禺亲自赋予。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一股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其中以反对封建主义为核心的新剧形式，以其与旧剧迥异的崭新面貌，受到了广泛的推广。在南开学校的舞台上，新剧的兴盛得益于校长张伯苓的鼎力支持，上演的剧目多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既富含深邃的思想深度，又具有极高的艺术品质，因此赢得了校内师生和校外观众的广泛喜爱。即便当时社会风气尚未完全开放，男女演员无法共同登台表演，女性角色皆由男性演员扮演。周恩来在剧中屡次扮演女主角的角色。诸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里的范蕙娘、《华娥传》中的华娥、《千金全德》里的高桂英，以及《醒》中的冯君之妹，这些人物均栩栩如生，跃然于文学作品之中。尽管周恩来对演艺事业仅是业余涉猎，但他凭借超凡的演技，不仅让天津声名远播，也让北京与上海的街头巷尾纷纷传颂他的名字。实际上，众多南开师生踊跃投身于这些剧目的表演之中。吴国桢虽在剧中担当角色，却多扮演配角，如《一元钱》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禄，以及《恩冤缘》中那位烧香的孩子等。
作为《敬业》杂志的总编，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杂志第五期中真实呈现了吴国桢的多篇日记摘录，并对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评论。
踏入南开园，人潮熙攘，结识的朋友日日增多……然而，真正能以赤诚之心相交，如同手足般亲密无间的，寥寥可数。其中，李新慧（昵称福景）与吴峙之（字国桢）便是其中两位。新慧年长峙之三岁，才智超群，独树一帜，堪称尘世之外的非凡之人。在十三岁那年，我初踏南开校园，那时的我尚且只有十一岁。初见之时，我便深信不疑，此人必非凡才。相知已久，始领略峙之的非凡才华，此实乃其修炼之成效。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再经家庭教育的精心培育与锤炼，方得以磨砺成一块无暇的珍玉。细读览峙的家训，品味峙之的日记，我深刻领悟到其修养的纯粹，对于未来成就的展望更是难以估量。不禁感慨万分，世间之子弟，若非家庭教育之坚实基础，实难成就非凡之业。非仅限于此，我对新慧与峙之，始终怀揣着一片真挚的情感。每当我遇见新慧，那愁绪便化作欢愉，我敞开心扉，渴望与他畅谈至夜幕低垂，真是一日不见，便觉失落几分。而与峙之相聚，则是促膝而谈，文字激荡，笑语中透露出庄重的韵味，让人心旷神怡。因此，尽管他们年纪尚轻，却已是我至交好友、诤友。
文章中处处流露出周、李、吴三位之间那不可言喻的默契与心灵相通。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修养、天资聪颖、人格魅力以及学识渊博，都怀抱着深深的敬意，且具有远见卓识地预见并预言了这位知己好友辉煌灿烂的未来。吴国桢自幼便显露出了超乎常人的天赋，年仅四五岁便能流利地倒背《三字经》，被赞誉为“神童”。周恩来对其这位年幼的弟弟的特别偏爱，其中自是蕴含着深意。
吴国桢的日记共计十八篇，篇幅总计约五千字，内容主要围绕其阅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经典著作时的所思所感，以及他在校园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三篇日记直接记载了他与周恩来总理的互动，这亦是目前所能查证的吴国桢最早提及周总理的文字资料。
在闲暇时光，我与周翔宇（恩来）、刘浩、沈祖征等好友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球队训练的战术布局。
四月八日，我与童子部队的伙伴们携手前往高家庄的李氏小学，共襄筐球比赛的盛举。清晨七点半，我们整装待发，队伍中共有十一位队员，姜更生先生则作为我们的引路人。会长周翔宇君亲临现场，将我们送至门口，并满怀期望地为我们送上胜利的祝福……
在与好友周翔宇闲聊之余，谈及如何处理社团事务，翔宇说道：“处理社团事务应秉持真诚开放的态度，对有利于社团发展的事务全力以赴，如此方能推动社团的繁荣。”我回应道：“这又何止于社团，治国理政亦是如此。现袁项城因待人缺乏诚意，终至悲剧收场，这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古人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这话难道不是至理名言？”翔宇听后，连声点头，赞叹道：“你的见解真是深刻精妙！”
在三年深厚的交往历程中，吴国桢遭遇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那便是周恩来尽管言辞锋利，却对自己家族的背景选择缄口不言，更是从未向他人透露过其父亲的一丝半点。尽管他多次来到我北京的家，但他却只邀请我前往他天津的居所一遭。偶然的闲谈中，他偶尔透露出的只言片语，让我不禁猜想，他的父亲可能早已离世，抑或深陷于某种不光彩、难以启齿的泥沼。”基于此推断，吴国桢认为，周恩来或许正承受着某种家庭难题。
1917年的夏日，吴国桢尚未完成学业，便已顺利通过了预考，踏入北京的清华园。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取得南开中学的毕业证书后，与吴国桢在同一天启程。从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他们一同赴日本深造，期间还曾短暂返回祖国，探望了家人。次年5月，他们分别在北京和天津，积极投身于那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同年9月，周恩来进入南开大学继续深造，而到了次年11月，他则踏上了前往法国的勤工俭学之旅。在周恩来赴法之前，两人依旧保持着频繁的书信交流与见面。李福景继南开毕业后，亦步周总理后尘，远赴欧洲投身勤工俭学之旅。学成归国后，他毅然投身技术领域，并在京奉铁路长期担任要职，秉持中立立场，未曾涉足任何政党或政治活动。此后，吴国桢时常留意李福景的动向，然而因自己长年驻守南方，与李的相聚始终成空，不知不觉间，两人的关系逐渐疏离，直至彼此失联，直至今日未曾再相逢。
数十年光阴流转，吴国桢陷入了沉思之中：“在青少年时代，‘三剑客’之间关系紧密，思想观念亦步亦趋。然而，随着人生的脚步踏入不同的阶段，他们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我坚定地信仰民主，而周恩来则全身心投入了共产党的事业。至于李福景，据我所知，他对政治毫无兴趣，始终保持着中立的立场。”
对此问题，吴先生提出，我们有必要对三人的家庭背景进行深入挖掘，以期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他承袭了两位叔叔的遗志，两位叔叔均膝下无子，因此他的生活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呵护，人生轨迹自始至终已被注定。最终，他成就了一位卓越的工程师。
廿载别离
1921年，吴国桢在清华园圆满学业，随后被选派赴美深造。到了1926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系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来。早在1920年11月，周恩来踏上欧洲之旅，便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不仅领导成立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是在思想与行动上最终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他带着丰富的学识与坚定的信念回到了祖国。
一位身在美国，另一位流离于欧洲，尽管他们早已失去联系，但各自沉浸在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海洋中——一方沐浴在自由民主的温暖阳光下，另一方则经受了共产主义的深刻洗礼，这使他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吴国桢归国后，始终未曾放弃对周恩来行踪的追寻。虽然得知他已回归祖国，投身于共产党员的行列，并在黄埔军校担任要职，但他的确切行踪依旧如同谜团一般。一日，有人向吴国桢透露，周恩来可能藏身于汉口，他闻言即刻动身，却未能找到任何线索。初归国之际，吴国桢曾应张君劢的邀请，短暂地担任了江苏宝山一职。（今属上海）该教授现任教于国立政治大学，但其心志所向却非学术探究，而是投身于政治领域。得益于其友人蒋作宾与孔庚的举荐，他迅速融入国民党阵营。在1927年至1928年间，他先后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担任秘书一职，后升任交际科的科长。
某日，吴国桢赴上海法租界拜访友人，于一辆无轨电车上不期而遇一位蓄着浓密络腮胡子的男子。其步态与面容之其他特征，无不令吴国桢联想到昔日良友周恩来。于是，他挤上前与之攀谈。然而，对方却表示彼此并不相识。吴国桢回应道：“那声音，分明是我熟悉的周恩来。”但对方却坚决否认。电车在站点停下，那名男子匆匆下车，未回望便消失在人群中。他是否真的是周恩来？如果是，为何不愿露面？或许自国共分裂之后，周恩来已成为通缉目标，高额悬赏之下，他既怕身份暴露，又怕连累吴国桢。但这都只是推测，真正的真相，恐怕只有历史才能揭开。
周总理（坐落于左侧）、吴国桢（位居中央），两位曾在南开中学共同度过的青春时光中，留下了珍贵的同窗合影。
自1928年起，吴国桢被调往华中地区，并于1932年伊始临时代理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一职。蒋介石对这位年轻有为且才华横溢的留美博士印象深刻，遂迅速赋予他重任，任命其为汉口市长。当时吴国桢年仅二十九岁，其官场生涯可谓一路畅通，扶摇直上。相比之下，周恩来的人生轨迹则迥异，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势力，他在1927年8月1日亲自发动了声名赫赫的南昌起义。此后，他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秘密从事地下斗争。不久之后，他又转赴江西，投身于中共的根据地。
“我实在难以相信，一个怀揣崇高理想与深厚智慧的人，同时也是我在南开时期结识的友人，竟会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怀抱。”
蒋介石在汉口设立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吴国桢的部分职责就是协助铲除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许多有关周恩来行踪和活动的秘密报告，对周可谓格外关注，“尽管我早已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真实本质，对其不抱任何指望，但对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软……总是倾向于做一些有利于他的保留。”
然而，一个事件对吴国桢产生了极大的触动。1931年，中共的一位重要干部顾顺章不幸被国民党捕获，随即被迅速押解至蒋介石设在汉口的总部。顾某透露了约三十个散布于全国各省的共产党秘密组织。他进一步揭示，周恩来对这些组织行使着一定的管理权限，并且还亲自建立了一支专门的行动队伍，用以执行共产党的纪律。彼时，顾顺章的居所设于上海公共租界之内。由于国民政府对于租界并无警务管辖之权，当局遂决定从汉口派遣一支特别小队，以对顾氏家族实施秘密保护。因此，在匆忙之中，一位警官被从吴国桢的市警察局紧急抽调。然而，不久之后，那位警官便已返回。他向吴透露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顾顺章的家人已被“处理”，据一位邻居所述，一位与周恩来外貌极其相似的人物亦曾出现在现场。这则情报让吴国桢深感忧虑，尽管他多方查证，却始终未能找到足以反驳的实证。吴国桢此刻最亟需探知的，莫过于周恩来是否真的有所改变，以及这一变化的轨迹。直至1937年下半年，他终于迎来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阔别二十年后，两人在汉口得以重逢。
合作抗日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锤炼与西安事变的考验，周恩来随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潮流抵达了汉口。此时，他不再是那个悬赏十万大洋、令敌人头痛的“通缉犯”，而是化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同时承担起“陕甘宁特区”与“八路军”代表的使命。
自南京陷落以来，武汉三镇迅速崛起，成为抗击日寇的前线重镇。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肩负着艰巨的政务重任。某日，他在日理万机之后，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然而，当他踏入家门，妻子黄卓群忽然告诉他，周恩来已莅临家中，并留下了一张名片。得知此讯，吴国桢立刻动身前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大石洋行，原租界中街89号经过漫长的别离，他们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重逢。彼此热情地紧握着手，举止间保持着得体的礼貌。
吴国桢夫妇
吴国桢如此评述：“岁月流转，周恩来总理依旧保持着昔日的风采。自学生时代起，他的特质便始终如一。无论是时光的荏苒还是生活的种种考验，似乎都无法在他的光洁俊朗之面上留下任何痕迹。”为唤起往日情谊并传递诚挚心意，吴国桢决意举办一场晚宴，以此款待周恩来。在如何招待这位老友的问题上，吴国桢夫妇深思熟虑，费尽心思。考虑到周恩来身为共产党员，可能对正式宴会有所顾忌，他们特意安排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仅邀请了在汉口的一些南开旧友共襄盛举。当日，周恩来心情舒畅，老友们欢聚一堂，他畅饮畅谈，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宴会厅，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由衷的喜悦。“即便在谈论旧日时光时，他依旧精神焕发，充满活力。提及那些美好的往事，他的脸上便会流露出温暖而恰到好处的感动。”
用餐过后，周恩来向吴国桢说道：“我理当回以敬意，不过遗憾的是，我住处的条件远不及此处之舒适。不知您能否应允，让我借用府上一处地方？今日便请各位再聚一堂，一切菜肴将由我来亲自安排。”吴国桢闻言，欣然点头同意。“我的志向亦是如此。”话音刚落，他便起身告别。
二十年后，两位老友重逢的时刻，尽管表面上是欢声笑语交织，吴国桢的内心却对这位往昔的挚友涌动着无尽的疑虑与警觉。吴在1955年曾如此记录：
“对于不甚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并未有太大改观，然而对我而言，情形却截然不同，因为我对他了如指掌。在南开求学时期，我便能凭借直觉，将擅长扮演女性角色的周恩来与向我吐露心声的周恩来区分开来。而在汉口重逢之际，我发现那个真实的周恩来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主要是那个以演员身份出现在交谈中的周恩来。”
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互动始终洋溢着友好的氛围，双方都心照不宣地避开了触及国家政治的敏感议题，以免触及彼此私人情谊的微妙界限。吴问道：“那位厨师还在职吗？”吴答：“在的。”周恩来随即表示：“我的厨师已离职，我希望能与你同享最后一餐，我会设法弄来一些酒。”不久，周恩来真的带来了两瓶高品质的红葡萄酒。“我坚持我的初衷。”最终，两人各自分道扬镳，之后都抵达了重庆。回顾往事，吴国桢认为，周恩来当时或许是在试图对他展开统战工作。
在重庆的那段时光里，吴国桢相继担任了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重要职务。与此同时，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几乎长驻于重庆，他的居所设在了曾家岩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吴国桢回忆说：“除却公共场合与会议，我们的交流寥寥无几。”回溯至抗战之初，国共两党曾携手共度一段佳话，然而随着战事进入中段，矛盾与争执日渐增多，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几乎将两党推向了破裂的悬崖。这些事件不可避免地给吴国桢与周恩来的关系投下了深刻的阴影。
南开校长张伯苓
往昔，南开校友总会选拔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以及杜建时五位杰出人士担任总干事一职。吴国桢与周恩来时常结伴前往津南村南开中学相聚，亦或是在张伯苓先生的府邸共进晚餐。在他们的聚会中，两人时常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热烈的讨论。面对两位得意的门生，张伯苓巧妙地调解道：“若是你们二人能够平息争执直至深夜，那么我国的繁荣昌盛也将指日可待。”显然，双方间的分歧并非区区一番老校长的言语便能轻易弥合。吴国桢兄弟（同是南开校友）往昔岁月，弟弟曾竭力劝告他，需与周恩来保持恰当的间隔：“周恩来此人身怀共产党的深谋远略，尽管现下国共两党携手共进，然而水火不容的矛盾依旧根深蒂固，其立场与我们截然不同。他是个颇具风险的人物，今后切莫轻易与之交往。”
时光荏苒，经过一番深入接触与细致观察，吴国桢最终深刻领悟到，周恩来已然成为中共党内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在他的视野里，共产党人通常不将个人魅力作为争取友情或施加影响力的手段，共产党人中鲜有谁会刻意打造自己的风度与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是个例外，他凭借其独特的才华，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前进。
缄默寡言者、激情满怀者、以愚钝作掩饰的才子以及焦虑不安者。然而，周恩来似乎并不隶属于这四类之中的任何一种，他的形象独树一帜，迥然不同。
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无论他是否开口，你总能深切地体会到他那共产党人的身份。而与周恩来交谈时，你却会逐渐淡忘他共产党人的身份。在与其他共产党人交涉时，你往往会明显地感受到对方言辞的尖锐与立场的偏颇。然而，与周恩来交涉时，你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共鸣，认为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在全面理解之前，唯有先信任他的言辞，方能彰显公正。
针锋相对
以“携手共进，偶生龃龉”来描绘抗战岁月中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那么在随后的国共谈判与内战阶段，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愈发突出。这无疑反映出两党在争夺中国政权的过程中所呈现的激烈竞争态势。
在国共和平谈判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担纲中共代表团团长一职，频繁往返于延安、重庆、南京及上海这四座重要城市之间。与此同时，吴国桢则身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纵然吴未亲自踏入和谈的现场，但作为政府中枢的新闻发言人，他在中原内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国民大会等多个议题上，与周恩来进行了频繁且深入的辩论。昔日亲密的友人为了党的利益，通过媒体这一平台，屡次公开指正对方，发起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论战。。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往往不得不面对原则性的争论。吴国桢回忆说：“我初到南京不久，他就亲自前来拜访。当时，国民党军队刚刚攻克长春，他对此举表示了强烈的异议。当然，我坚守我国政府的立场，那次会面的氛围颇为紧张。”
在1946年的五月中期，吴国桢受命担任上海市的行政长官。与此同时，周恩来亦频繁穿梭于南京与上海之间，处理政务，其下榻之地便定在了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位于107号的周恩来将军故居。在此期间，周恩来夫妇曾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一同举办了一场茶话会。然而，双方之间的分歧已深，交谈内容仅限于礼貌的寒暄，生怕触及敏感的政治话题。七月，社会上流传着有关中共将派遣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的传闻。对此，周恩来曾亲自会晤吴国桢，并向他郑重承诺：“这纯属无稽之谈，切勿轻信谣言，切勿因此惊慌。”十月某日，周恩来再次来到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称自己在沪期间外出时，常遭受特务的跟踪。吴国桢则辩称，此举是为了保护周恩来。不久后，周恩来离开上海，尽管此后两人还有约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但再也没有重逢。
周公馆，思南路
往日的上海，位居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汇的枢纽，亦成为国共两党激烈角逐的风暴中心。在那波澜壮阔的岁月里，吴国桢多次勇敢地站出来，直面冲突与纷扰的现场。因此，他屡次将周恩来视为那些“混乱”背后的推手！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内战中，他们二人分别担纲各自阵营的统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们以非凡的风采，在战火纷飞的尘嚣之外，进行了一场无声的角逐。
1948年底中共军队胜利在望，由周恩来作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将吴国桢定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有其灵活性，就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来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来转达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坚定反共思想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
战犯即战犯，能力强也如此。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吴国桢以其平易近人、勤勉尽责以及果断干练著称，其行事作风与传统的官僚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此，周恩来也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肯定。1949年4月25日的黎明时分，北平崇文门郊区的电车公司不幸遭遇了一场惨烈的火灾，导致五十九辆电车被彻底焚毁。在火灾后续的处理工作中，当地市公安局的官员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官僚作风。周恩来得知消息后，严肃地指出：“如此重大的事情，领导者竟未亲自到现场，甚至对此毫无了解，这比不上吴国桢。吴国桢在重庆担任市长期间，对于重庆的大火以及日军的轰炸等重大事件，都曾亲自赶赴现场进行指挥。国民党市长都能做到这一点，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反而做不到吗？”周总理随即发布指令，明确今后一旦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与处长须亲自赶赴事故现场，对事故情况进行详尽调查，并妥善解决相关事宜。
隔海关注
经过艰苦卓绝的国共内战，历史终于以中共的全面胜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北京上空迎风招展，这一刻，新中国的诞生正式宣告了历史的转折。周恩来身兼政务院总理与外交部长双重要职，位居红色中国的领导核心，仅次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稳居统治大陆的第三把交椅。正当吴国桢目睹上海易手的时刻，他选择了卸任，并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路途。为了争取美国援助的支持，蒋介石在1949年12月正式委派他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重任。吴某逐渐崭露锋芒，在国民党阵营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与陈诚，稳居第三把交椅。
一方要“解放台湾”，另一方要“反攻大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争斗依然紧锣密鼓。 即便在海峡两岸对峙紧张的年代，国共两党高层人士仍旧通过中间人的安排保持着某些秘密的联系。然而，周恩来自那时起便与吴国桢断绝了所有往来。周曾断定，吴的反共立场既坚定且根深蒂固，故而试图策反他似乎几无成功的可能。实际上，那时的吴国桢亦随身携带着氰化毒药，一旦遭遇不测，便随时准备以生命捍卫其信仰。
经过数年的对峙，吴国桢一方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在他主政期间，他钟爱的“民主政治”与蒋氏父子推行的特务政治之间的冲突愈发尖锐，终至无法调和。1953年4月，吴国桢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台湾省主席”的职务，不久后便踏上了赴美的征程。次年2月，他凭借美国媒体强大的舆论力量，对台湾当局发起猛烈的抨击，公开宣告与当局的决裂。吴国桢虽然并非蒋介石的拥趸，但其立场却并未倾斜至共产主义一方。事实上，他对共产主义的抗拒，相较于对蒋介石的抵触，更显坚决。自流亡生涯开启，他最初选择在芝加哥周边的埃文斯顿安顿下来。Evanston以报纸撰稿人与演讲嘉宾的身份执业，同时亦不时为美国的反共立场及远东战略提供专业咨询。
在那年的岁末，他笔走龙蛇，创作出一部名为《夜来临》的英文长篇巨著。Night falls.这部作品不仅承载了他个人的回忆，更着重梳理并深入剖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从兴起、发展到最终胜利所采取的策略与手段。在书中，吴国桢对周恩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不无讽刺地称其为“天才的表演大师”。他旨在揭示周恩来“真实面貌”的本质，以阻止其继续成为自由世界的阻碍。。一方面，国土易手，另一方面，亦未能获得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认同，这让吴的复国愿望遭受重创，徒呼奈何，种种遭遇使他内心郁积了无尽的怨愤，常常情绪失控，言辞亦变得激昂。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先生应邀访问纽约，莅临哥伦比亚大学。在此期间，他受到了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裴斐先生的热烈欢迎和款待。N. Peffer）和韦慕庭M. Wilbur本次访谈的核心内容集中在探讨吴任于1946年至1953年期间担任上海市长以及“台湾省主席”职务期间的政治历程。在访谈中，有一个章节特别深入地探讨了吴任与周恩来之间的交往细节，与《夜来临》一书中所记载的措辞相比，访谈中的表述显得更为缓和。
1962年，纽约。（Crown）本社倍感荣幸，隆重推出由吴国桢先生倾力创作的英文政治小说——《永定巷》。（永恒之域之路）本书以1900年至1949年北方某地的历史变迁为叙述的基底，故事的主人公兰玉文与何大刚，则分别汲取了历史人物吴国桢与周恩来为原型，塑造而成。书的最后一页，何大刚对主义的“欺骗性”有了切身体悟，痛定思痛，与兰玉文并肩而行。然而，这一情节的编排或许仅仅是吴国桢个人的一厢情愿。谈到《永定巷》的创作动因，吴国桢曾这样说道：“这部小说能让更多人洞悉历史的真相！”
1965年，吴国桢移居萨凡纳。萨凡纳应聘阿姆斯特朗大学亚姆斯特朗学院“他屡次提及与周恩来同窗之谊，常以此经历为引，来阐释周恩来在应对时局时所采纳的策略及其潜在的反应。”即便远隔千山万水，隐退民间的吴国桢仍对执掌朝政的周恩来保持着紧密的关注。
自1954年起，吴国桢便悄然淡出了政治舞台，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周恩来总理的政治生涯直至1976年1月8日生命的终结。在这二十余年的漫长时光里，周恩来与毛泽东同志携手推动了大陆的政治运动与经济变革，其历史地位与贡献，理应受到公正且全面的评价。然而，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印象依然深刻，以下几件事足以证明。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先生在天津离世。在举行的悼念典礼中，周恩来总理曾对南开校友们动情地发问：“吴同学能否归来？”
继此，吴国桢的四叔吴经文，于1950年代初曾前往湖北探访同乡董必武，以求援助。董必武一见便说道：“汝为国桢之叔，我将致函周总理，请他予以协助。”周恩来闻悉此事后，随即安排吴经文于文史委员会担任职务，直至1976年吴经文辞世。
1972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得到重建。美国华裔科学家团赴华访问，期间不少成员与吴国桢的二婿厉鼎毅博士结识。在北京停留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接待了他们。在对话中，周恩来总理不经意间发问：“在你们中间，有谁了解吴国桢现今的境遇？”此问题连续多次被提起。尽管代表团成员普遍对吴国桢的情况有所了解，但他们彼此交换眼神，无人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回答。。
往事如烟
1976年，周恩来总理的离世消息传遍各地，吴国桢闻之，心中深感悲痛。世界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了悼念文章，纽约的媒体也不例外。吴国桢对此格外关注，逐篇细致地阅读。其中有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提到，周恩来总理每次到访沈阳，都会亲自探望一位老友，或者至少通过电话表达问候，这一传统已延续多年。尽管文章并未披露老友的姓名，吴国桢却凭借自己的推断，认为这位老友极有可能就是李福景。。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佳婿，俞益元博士自美国返回，抵达首都北京，出席了一场学术界的盛会。与此同时，齐燮元的女儿也特地前来，特意探望了俞博士。齐与俞父交情深。我特意赠予了一张周恩来与吴国桢早年合影。此照拍摄于1917年南开中学春假期间，两人在北京一家照相馆留下了难忘的影像。当时周恩来年仅十九岁，吴国桢则是十四岁。周恩来身着轻薄的衬衫，而吴国桢则身穿童子军制服。周恩来坐在舒适的靠椅上，吴国桢则站在椅后，两人紧握着手，面带笑容，仿佛亲如手足。原来，周、吴各自保存着这张照片，但后来却都下落不明。至于齐女士手中的这张照片，其来历同样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俞益元重返美国之后，便将这张照片赠予了自己的岳父。吴老先生在细观照片之际，不禁感慨万千，思绪沉浸在往昔的岁月里。随后，他在照片的背面挥毫泼墨，题写了一首诗：
七十年事，今再见证。
兄弟分属不同主人。
龙腾虎跃，风雨兼程。
途异志同。
志未酬，君成尘。
人生无常，泪断。
在这文字之中，汇聚着吴与周间往来的点点滴滴，同时涌动着吴国桢的哀思与忧愁。那些纷繁复杂的恩怨情仇，此刻皆已成为历史长河里随风而逝的烟云……同期之人中，诸如吴国桢与周恩来这般“同窗各异途”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便是血脉相连的宋氏姐妹，也未能幸免于这样的命运。信仰与政见的分歧，使得她们直至生命的终点，也无法再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生命悲剧，不如说它揭示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悲剧所在！
晚年的吴国桢对大陆的进步倾注了无限的关心，并对邓小平领导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盛邀，原计划在1984年9月重返祖国，届时不仅将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盛大庆典，还计划访问他年轻时与周恩来一同度过的青春时光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然而，世事无常，6月6日，他在美国住所内不幸离世。年迈古稀之龄，吴国桢毅然决然地选择重返故里。这一决定，并非其意识形态出现根本逆转，其背后实则是对祖国深沉的眷恋，以及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热切期盼。正如他的夫人黄卓群所述：“尽管他对共产党持有不同看法，然而，他对大陆抱有满腔希望。他曾预见，只要我们持之以恒，五十年后，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强国之列。”
自幼年起，周恩来便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这亦是他的衷心期盼之所在。